第二章

　　他希望其他君主能以他们之间“我的兄弟”的称谓来称呼他，在仅得到“我的朋友”这样礼貌的称呼又极其不满。站在国家的高度，他认识到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法国是孤立的，更由于他的血统，欧洲国家围堵法国之势仍然存在，他在等待机会，打破孤立。当时的人称他为“杜依勒里宫之谜”。

　　维也纳体系经历了1848年革命已经摇摇欲坠，奥地利自身的问题也日益复杂，1848年革命梅特涅外逃荷兰，从此奥地利失去了外交大方向。1849年俄国出兵帮助奥地利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并在1850年普奥争端中支持奥地利压制普鲁士，普鲁士怀恨在心，东方三君主国出现裂缝。俄国相信奥地利定会感恩戴德，奥地利真这么想吗？奥地利自己对巴尔干也很感兴趣，尽管它没有健壮的牙齿来满足胃口。从地缘角度看，如果俄国吞并巴尔干，就会形成三面包围奥地利的态势。俄国的波兰从北方威胁奥属加里西亚和波西米亚，乌克兰从东方威胁匈牙利，而巴尔干将从南方直接威胁维也纳。更让奥国担心的是，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奥地利落后的经济将更加受制于俄国。奥地利虽受恩惠于俄国，但更多的是敬畏和疑虑。

　　俄国自神圣同盟建立以来，不得不抑制自己在东欧的扩张，向土耳其帝国方向扩张成为他的扩张重点，更何况这种扩张战争成本低廉，而收益极大。1825年，亚历山大一世暴卒，其弟尼古拉一世继位，新沙皇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土耳其的野心。他多次表示“土耳其应该死去，而且一定会死去”，剩下的就是如何协调各方立场共同瓜分土耳其的问题。沙皇一度与英国接近，但英国认为沙皇贪得无厌，企图独占土耳其帝国的庞大领土，因此一直小心应对。从1823年开始，希腊人民付出极大牺牲，最终于1830年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俄国与希腊同属东正教国家，沙皇对希腊的支持既出于宗教的热情，也有借此瓜分土耳其的考虑。通过支援希腊革命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俄国获得商船自由通过黑海两海峡的权利，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多瑙河公国获得自治，并由俄国保障(俄土《亚德里亚堡条约》)。但沙皇并不满足，他企图正式吞并瓦拉几压和摩尔达维亚两公国，日后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枪正是在这里打响。1831年，土耳其苏丹和其藩属埃及帕夏因为苏丹未能兑现希腊战争中答应给帕夏的领土报酬而爆发战争，在法国的支持下，埃及帕夏取得胜利，俄国以受邀保护土耳其帝国为借口，直接出兵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和帕夏媾和，俄国则获得来自苏丹的丰厚报偿。《安吉阿—斯凯莱西条约》的秘密附约中，土耳其帝国有义务在战时关闭达达尼尔海峡，并对俄国军舰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沙皇成为土耳其帝国的保护者。然而条约内容很快泄露出来，英法大为震惊和不满，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中国人应该记住他，没有他“热情洋溢”的发言，英国下院可能无法通过对清帝国战争的议案。)声称此条约必须被废止，决不能让俄国在海峡取得优势。机会很快到来，1839年英国怂恿苏丹对其藩属开战，第二次土埃战争爆发。但苏丹再次战败求和，英国因此直接出兵埃及干涉，英国由此巧妙取得取得和会的主导权。1841年《海峡公约》约定，土耳其禁止一切外国军舰在平时通过海峡。俄国和土耳其的《安吉阿—斯凯莱西条约》归于无效，俄国在黑海的优势化为乌有。俄国十分嫉恨英国，英俄矛盾激化。

　　近因(导火线)——圣地保护权问题

　　耶酥的坟墓所在地耶路撒冷和耶酥的出身地伯利恒的教堂自十字军时代以来一直拥有豁免权和特权。众所周知，自拜占廷时代起，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罗马正教，这个分裂实质是拉丁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分裂。拜占廷帝国是希腊文明，信仰东正教，在拜占廷帝国鼎盛时代，康斯坦丁大帝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为耶酥建立了雄伟的教堂。拜占廷帝国于11世纪衰落后，圣地被阿拉伯人控制。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夺回了圣地，几个新建立的东方王国国王是法国贵族，因此法国在传统上居于圣地保护人的地位。1535年，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破天荒的与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结为同盟共同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作为馈赠，法国对圣地教堂的保护权得到确认。1673年，太阳王路易十四和苏丹出于同样的目的再次重申了这个保护权，只是这时的法国如日中天，苏丹有被逼之嫌。到了1757年，圣地保护权被还给了希腊人，这多半出于俄国的压力，直到1850年。毫无疑问，圣地教堂由东正教皇帝建立，而且教堂处于东方大主教区。关于主教区的划分，经过无数次争吵，罗马教皇和东正教主教已有协议加以肯定。但是，争夺从未停止，在路易菲力普时代，法国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1840年的第二次土埃战争使得这个努力不了了之。1850年，路易波拿巴派拉瓦莱蒂侯爵去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宫廷明确的承认法国对大部分圣地教堂拥有保护权。精明的是，侯爵途中经过罗马，并面见了教皇，无论他在罗马活动效果如何，法国的行动看来得到教皇的支持，教皇虽已没有世俗大权，但仍然拥有一定的道德号召力。

　　正如一位土耳其高级官员所言，他本人就信仰基督教，“要揭开土耳其复杂的外交政策，你必须注意一点：无论是处理与欧洲列强的关系，还是土耳其内部的改革，土耳其宫廷一条不变的原则是和欧洲站在一起，而没有其他原则。这取决于欧洲对土耳其的保护。土耳其自己将尽一切可能乃至牺牲来维护自身对欧洲的信誉。”很明显，土耳其期望得到欧洲列强的保护，如果得到保证，土耳其是敢于抵抗俄国的。在那个时代，俄国还被更多的看为东方国家，尽管它已是欧洲五强。怎么理解“欧洲”这个概念乃玄机所在。问题在于土耳其的政策远没有以上申明来的聪明，要在列强中八面玲珑是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的对外政策经常前后矛盾，拆东墙补西墙。宫廷内部派系林立，从没有统一意见。在圣地问题上，土耳其依然犹豫，它谁也不敢得罪。拉瓦莱蒂侯爵重申法国几百年来获得的特权，并以武力相威胁。苏丹最终屈服了，1852年12月正式发布敕令将圣地保护权再还给法国。反映迟钝的俄国此时发现自己十分被动，俄国重申1774年的俄土《库楚克——开纳吉条约》，条约中规定正教教会有高于天主教会的豁免和特权。此外还有模糊的条款，俄土解释各异。双方根本无法达成一致，危机一日胜过一日。